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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把越南放一放，我们进一步分析一下日本、韩国。与英国、美国这种先发国家不一样，日本、韩国都是由后发国家发展而成的富国，但是略加比较就会发现，日本、韩国与澳大利亚、加拿大这种后发富国又有着较大区别。日本、韩国都有自己完整的工业体系，澳大利亚、加拿大则没有自己完整的工业体系。这虽然不会阻碍澳大利亚、加拿大成为富裕国家，但它们变富裕需要一个前提，就是它们要主动把自己的经济嵌入美国主导的经济秩序之中，在其中找到一个能发挥自己比较优势的特定位置，并在一定程度上放弃经济的自主性，进而放弃安全自主性。日本、韩国这样有完整工业体系的国家，则有着一定程度的经济自主性。虽然日本、韩国现在还是嵌在美国的安全秩序之中，但做个极端的假想，如果它们遇到特殊情况，需要在安全上自主，它们迅速发展起安全自主性的能力肯定远远好过澳大利亚、加拿大。 不过，我们不能仅仅抽象地比较日本、韩国和澳大利亚、加拿大两种类型的优劣，毕竟两种类型都带来了较高水平的国民福利。这两种类型背后对应着两种不同的政治、经济、外交策略选择，它们可能会以不同的方式影响国民福利分配结构，从而也要求着不同的制度安办理，毕业证，文凭，成绩单，学历认证，留信认证，学位证，学历,本科，硕士，假文凭，假学历，文凭认证，排以便消化不同的社会后果。那么，如果一个国家要在这两种不同的策略中做选择，影响选择的根本因素是什么呢？是这个国家身处的国际安全环境。 按照这种分析思路，我们就可以把前文关于越南的问题换一种问法：目前看来越南是颇有机会发展起来的，但它未来发展所走的更可能是日、韩路径，还是澳、加路径呢？也就是说，越南有愿望、有机会发展起自己完整的工业体系吗？它身处的国际安全环境，会给它的策略选择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这些问题的答案影响着越南在全球经济秩序中的结构性位置。目前看来，答案很可能是这样的：在技术条件不出现实质性跃迁的情况下，越南难以发展起完整的工业体系，主要原因在于越南面对着国际安全环境中的一种结构性困境。 越南胡志明市港口（资料图） 要解释这个答案，我们还是得暂且放下越南，先来看一下日本、韩国是怎么发展起完整的工业体系的。 一个国家要发展出完整的工业体系，就必须发展出重化工业，否则就发展不出现代工业经济所必需的原材料生产能力和机器生产能力，国家在底层工业基础上就必须依托其他国家。重化工业相当于工业经济中基础设施性的产业，日本、韩国都是先发展出重化工业，才有机会发展出自己的工业体系的。 但就后发国家来说，依照市场经济的逻辑，重化工业并不是一种很好的投资。一种产业在作为创新产业刚刚出现的时候，会有很好的利润空间，但是在它出现了几十年之后，随着技术的扩散，效益会跌到平均利润率的水平，这是创新经济的一种常态。重化工业是19世纪后期德国、美国率先发起的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产物，还是资本密集型产业（投资规模巨大，回收周期较长），效益早就落到了平均利润率的水平。对资本本就匮乏的后发国家来说，发展重化工业不符合市场环境中的比较优势。另外，就重化工业的资本规模而言，它吸纳就业的能力相对较低，[1]而后发国家通常都处于劳动力过剩的状态，这就更不符合它们发展重化工业的市场逻辑了。 但一个国家需要关注的并不仅仅是经济问题，还有国家安全问题。如果它的国家安全环境不是很好，就有可能选择不顾市场规律，由国家主导来推动重化工业的发展。然而，这种推动方式通常会造成国民福利受损，极端情况下甚至会扭曲、败坏这个国家的社会。因此，需要一些制度安排消化这些问题，否则会把国家卷入糟糕的状况之中，最终要么办理，毕业证，文凭，成绩单，学历认证，留信认证，学位证，学历,本科，硕士，假文凭，假学历，文凭认证，崩溃，要么被迫经历痛苦的涅槃才能重生。 日本、韩国都经历了这样的发展过程，[2]但它们都不是通过国家直接投资，而是通过国家扶持一些大财阀发展重化工业的。之后它们又经历了一段痛苦的转变，才修复了财阀制度带来的问题。 先看日本。它在明治维新之后有着强烈的脱亚入欧情结，要把自己发展为和西方一样的强国；在一战之后，它感觉自己并未受到西方世界的平等对待，又生出强烈的整合起黄种人对抗白种人的情结。这些都让它在国际安全层面有一种精神紧张，也就亟欲发展起自己强大的工业能力。这种工业能力是现代战争能力的基础。 明治维新之后，日本政府曾经直接投资一些重化工业企业，但没过多久就发现国有企业的运营效率大有问题，遂把这些企业以很低的价格甩卖出去，转而着力培养民间的大财阀。后来，日本逐渐形成了著名的三井、三菱、住友、安田“四大财阀”。这些财阀不仅以很低的价格拿到了政府甩卖的国有企业，而且从政府那里获得一系列特许经营授权和低息贷款。相应的条件是，财阀要配合政府所做的一系列经济规划，发展政府所需要的产业，并接受政府时不时对其具体运营的直接干预。几大财阀差不多属于一种官督民办的逻辑。 在政府的大力帮助下，财阀都发展到富可敌国的程度，并在一战后开启了日本的第一次重化工业发展。但是，财阀体制严重扭曲了国家内部的资源配置，造成国民福利的大量损失，倚重财阀的政府还会出手压制民间的不满。与财阀深度捆绑的政府，因此成为民间力量眼中的邪恶存在。 在日本极具影响力的民间组织黑龙会[3]，便致力于改造体制，追求用政治手段推动财富向社会中下层的分配。意识到国内资源的不足后，黑龙会又进一步支持军部压制文官政府，以实现日本追求海外资源的目标。军部最终架空了文官政府，与黑龙会达成了民间组织与法西斯政权的合谋。 在开启现代转型半个多世纪之后，日本发展起自己的工业体系，并成为二战的亚洲策源国。二战中，日本为了应对战争，把整个国家改造成战时统制经济。吊诡的是，这种统制经济与对国民经济有巨大操控力的财阀体制有着很好的契合性。日本战时统制经济背后的操盘手，就是从三井财阀走出来的大掌柜。自此，民间组织、军部法西斯政权、财阀体制联起了手。 我们可以从整个过程中看到，财阀体制虽然促成日本实现了工业化，但严重扭曲了日本的财富结构和社会结构。财阀体制与日本政经秩序的深度同构，也败坏着日本社会。所以，在二战之后，美国除了要打掉军部，还要极力把日本的大财阀彻底拆解，消除日本的重化工业能力，从而把日本经济还原为一种依附性的经济。 但是，在三井刚被拆散，其他几个财阀还只被拆散了一部分的时候，朝鲜战争爆发了。美国重新定位了日本在远东的作用，决定把它发展成冷战的重要堡垒。这样一来，日本就需要保有以重化工业为基础的完整工业体系。于是，剩余的财阀保住了，只是在日本新宪法的架构下，经受了民主化改革。这是二战后日本能够迅速发展起来，重建重化工业，形成完整工业体系的前提。 战后的日本在美国的主导下，发展出了消除财阀负面效应的制度安排。经过民主化改革的财团，仅仅是一种特殊的公司组织逻辑，不会造成国民福利的严重损失。而且，这些财团里有跨越各种领域的成员公司，这些公司基于传统渊源，会在市场上相互扶助。再加上美国对日本进行了大规模的经济扶持，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给了日本企业大规模走向国际市场的机会。这些都被日本的财团组织有效利用起来，令日本真正成长为经济大国。 再看韩国。整个朝鲜半岛在近代以来都面临地缘安全困境。东北亚地区集中了中国、日本、俄国这几大强国，同时，二战前的英国、二战后的美国，作为全球秩序的主导者，也始终在这里保持存在。处在几大强国夹缝中的朝鲜半岛，还有过被直接殖民的历史，天然有一种不安全感。二战后的朝鲜半岛虽然获得了独立，但是分裂为两个国家。这让韩国在传统的地缘安全困境之外，还要面对虽然同宗同族但在意识形态上尖锐对立的朝鲜，它的国际安全环境进一步恶化。这些因素加在一起，让韩国对于自主的工业经济体系有着强烈的追求。 建立工业体系的具体过程始于1961年朴正熙发动军事政变上台。在此前的开国总统李承晚时期，韩国经济基本上是靠美国驻军经济勉力维持的。不过，这段时期韩国还是发展起了若干个财阀，它们与政府之间有各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朴正熙上台之后，为了整肃，就把大多数财阀的负责人都抓了起来。但是，他很快就发现，在经济基础极为孱弱的情况下，脱离这些财阀，国家经济没有办法发展，只好陆续把他们放了。不过有个前提条件，就是这些财阀必须服从朴正熙所主导的国家工业化的战略。 朴正熙陆续推行了一系列政策来扶持财阀的发展，比如给它们特许经营权、低息贷款等。1963年，朴正熙开始推行出口导向政策，财阀每年都会领到出口任务。能够完成任务的，政府会给予奖励；不能完成任务的，会受到处罚。为了支撑财阀的出口，政府还有大量的补贴政策。 对财阀来说，有政府的扶植政策和低息贷款，再考虑到韩国通货膨胀率的话，贷款的实际利率已经为负，因此他们就愿意去借债，并在政府的支持下追求更加多元化的发展，跨入各种彼此不相关的行业，这显然属于非市场化的投资决策。 1973年1月，朴正熙发布了韩国《重化工业宣言》。各大财阀迅速跟上政策的引导，开始竞相发展自己的重化工业。当时的韩国政府对重化工业的支持达到了什么程度呢？一旦发现哪个财阀经营状况很糟糕，有可能会破产，政府就会要求银行给它更多的贷款强行“续命”。 这让财阀们发现了秘诀——只要规模发展得足够大，政府怎么都不会让自己倒闭。于是，他们就更加肆无忌惮地借贷发展。这些过程是严重违背市场逻辑的，尽管韩国凭此发展起重化工业，有了完整的工业经济体系，但是大量资源被低效地浪费掉了。下图是1962-1997年韩国企业的借款利率和资产收益率的变化曲线，它很直观地反映出了问题——除了20世纪70年代的两次石油危机令财阀们获得了一些意外的机会外，他们的资产收益率是长期低于借款利率的。 1962-1997年韩国企业借款利率和资产收益率 财阀带来国家经济的成长，使政府和财阀捆绑得越来越紧密，国民则要被迫面对财阀带来的各种失衡问题，韩国因此有了风起云涌的社会运动。在朴正熙的时代，这个强人还有能力一手压制财阀，一手压制社会运动，但是到了后朴正熙时代，政府逐渐被财阀绑架，只有能力压制社会运动，针对财阀的制度调整则越发难以出台。终于，在1998年的金融危机中，韩国经济遭遇重创，一系列绑架国家的大财阀轰然倒地。 韩国政府被迫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求助，也要被迫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系列改革条件。适逢此时就任韩国总统的金大中一直反对财阀，他说：“韩国经济……受到宝贵资源被无效率配置的折磨……（这是）政府干预市场功能的几乎所有方面的结果，包括定价、信贷分配、产业定位决策和劳资关系。这种干预已使韩国经济处于一种严重的失衡状态。”[4]危机就此成为一个契机，韩国对财阀进行了大规模的拆解和重建，制定了各种制约财阀的法律规则，并改进了针对财阀的治理机制，终于解决了财阀带来的困境，同时保留了财阀留下的果实，从而重新站了起来，成为经济强国。 我们再来看一下澳、加路径为什么和日、韩路径不一样。 澳大利亚、加拿大两国之所以不去追求完整的工业体系，有着历史传统与安全环境两个层面的原因，而且，这两个原因是互为条件的。 从历史传统看，它们都是在英国传统下形成的国家，保留着大社会、小政府的结构。在这种结构下，政府就算想主动做些什么，能力也比较有限，社会自生秩序是国家内部更加主导性的力量。日本、韩国则不一样，相对而言都有着大政府、小社会的传统，令国家主导的产业政策有机会成为可能。 在大社会、小政府的结构下，澳大利亚、加拿大的经济秩序主要由市场经济的逻辑驱动，不会刻意追求完整的工业体系，而是顺应了自己的比较优势，发展起相应的产业。如果它们有重化工业，那也是因为自身有相关的比较优势。比如，加拿大产石油，才发展出了石化产业。 此外，澳大利亚、加拿大、英国、美国都是盎格鲁-撒克逊国家，民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澳大利亚、加拿大与英国、美国经济秩序的嵌合关系是自然而然的结果，无须刻意追求，也没有什么困难或不适。 就安全环境而言，澳大利亚、加拿大的条件也很好，并不像日本、韩国那样要面对各种复杂的国际环境。安全环境的优越不仅仅是因为它们在地理上相对隔离于其他强国，更是因为它们在价值观念上，也就是对于世界正当秩序的想象上，与英国、美国是一致的，而价值观念上的一致又与它们的历史传统有着分不开的关系。 这一切使得澳大利亚、加拿大没有发展自主经济体系的强烈需求，只要简单地嵌合在英、美的经济秩序中，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即可。在这样的发展逻辑下，国民经济内部更容易达到一种市场化的均衡，并且各个经济部门都是在一个远大于本国的市场空间中达成均衡的。一旦经济与社会出现问题，辗转腾挪的空间比仅在本国市场中运转大很多。于是，澳大利亚、加拿大的发展历程以及所需要的制度安排都比日本、韩国更简单。 比对之后，就可以对两种路径做一种大致的类型学提炼了。[5] 第一，在我们所讨论的意义上，各种产业部门可以划分为两类：一类是不在国家的政治关注范围内的，各国通常都会将这种产业交予市场；另一类是在国家政治关注范围内的，国家会以非市场化的政策扶持这种产业。不过，这种扶持政策在根本上并不能改变市场的逻辑，只会改变该国内部小环境的均衡。而小环境运转得如何，还是要受制于世界市场这个大环境。 第二，不同国家的政治关注的范围与重心是不一样的，进而会形成两种经济发展路径—市场导向和政策扶持导向的发展路径。而政治关注的范围与重心在哪里，取决于该国的国际安全环境。国际安全环境由两种要素共同塑造：一是该国所处的地缘政治环境；二是该国的价值观念，也就是它对于正当世界秩序的想象。不同的地缘处境留给国家的政策选择空间大不一样，而且难以改变，但是价值观念会发生改变。所以，即便是同一个国家，在不同时代，政治关注的范围与重心也有可能是不一样的。当然，这些讨论的前提都是—成熟国家。 第三，对于政策扶持导向的国家，在给定其政治关注范围后，哪些产业部门会被纳入政策扶持的范围，既与工业经济的体系结构相关，也与时代相关。体系结构对政策扶植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工业经济中的基础设施性产业。如果国家欠缺某种产业就难以发展起完整的工业体系，比如重化工业，这个产业就可能获得扶持。 时代因素的影响则主要体现在某个时代背景中推动不同梯次工业革命的核心技术。从这些技术中衍生出的产业对国民经济具有基础性的拉动效应，比如第三次工业革命时期的电子技术，以及由此衍生出的计算机相关产业，再如当今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时期的信息技术，以及由此衍生出的通信相关产业等，也可能获得扶持。 第四，在以政策扶持导向为主的国家内部，政府一系列非市场化的努力会带来资源配置的扭曲，进而造成国民福利损失、社会不公，其中甚至潜藏着动荡的可能性，因此需要设计相应的制度安排，化解这些负面效应。但政策扶持往往会将政府与财阀捆绑在一起，所以恰当的制度安排经常是危机倒逼的结果。 越南的结构性困境 做了这一系列分析之后，我们再回到越南本身，看一下它面对的国际安全环境的结构性困境是什么样的，以及我为何认为它难以发展起自己的完整工业体系。 在地缘环境上，越南北方紧邻着强大的中国，因此，它有着一种与生俱来的焦虑感，这是越南人做任何决策的第一前提。这种焦虑是无法靠努力发展化解的，毕竟中国压倒性的体量优势摆在那里。作为中国人，可能很难感受到周边小国的那种焦虑感，因此，我们非常需要换位思考，才能理解别人到底是怎样一种感受。 对越南来说，要化解这种焦虑，唯有与另一个大国—美国联盟。越南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原本是有可能构成与美国结盟的障碍的。但从越南的历史叙事可以看出，越南人理解世界秩序时，最底层的范式是民族主义的（这同样是因面对中国而本能性获得的），其他意识形态都是用来实现民族主义的手段。既然如此，越南在意识形态上的灵活度实际上是很大的，并不会在与美国结盟上有什么无法克服的障碍。比如，近年来，越南与美国走得越来越近，与美国、欧盟、日本等签订了一系列的自由贸易协定。 但也正是这一点让越南遇到了结构性困境。 面对中国而产生的安全焦虑，会让越南有动力去发展完整的工业体系。即便越南的工业体系与中国相比仍然会有数量级上的差异，它也能更有底气一些。也就是说，越南有一种走日、韩路径的内在冲动。那么，越南就需要发展重化工业，需要通过国家主导的一系列经济政策推动，需要通过扶持国企或者财阀落实。 但是，要与美国联盟，就必须接受那一系列自由贸易协定对越南经济政策的约束，接受对于国企的各种限制，接受对于不符合市场经济原则的政策扶持的限制等。当年韩国可以用各种非市场的手段扶持大财阀，却并不影响与美国的结盟关系，原因在于那是冷战时代，政治因素的权重压倒了经济因素。但是，在21世纪，一个国家走何种经济路径（是市场导向为主的，还是政策扶持导向为主的）是美国用来识别盟友身份的政治标签。所以，越南不大有机会复制韩国路径，更大的概率要走市场导向的路径。 越南这些年来已经对国企进行了大规模的私有化改革，目前剩下的100多家国企，也在筹划继续卖掉。因为越南承诺要建立一个比肩国际先进水平的透明法律框架，要让外国投资者与越南本国企业开展更加公平公正的竞争。这种竞争不会存在国企垄断的情况，是自由经济体的市场竞争。 我们在调研中似乎能看到越南扶持财阀的迹象。越南现在最有名的一个私企集团是首富范日旺的Vingroup。20世纪90年代，范日旺在俄罗斯留学，后在乌克兰做食品行业，掘到了第一桶金。 2001年他回到越南发展，进入房地产业，现在越南各个城市的地标性建筑都是他开发的。最近几年，Vingroup广泛进军各种领域，诸如教育、医院、超市、便利店、电器卖场、手机、家电、汽车、航空学校、有机农业、制药……几乎渗入了与越南人生活相关的各个领域。[6]不过，投资的产业如此之多，很多产业彼此之间没有什么关联，是不符合投资规律的，这反倒和当年韩国政府扶持的大财阀的投资逻辑非常类似。调研中我们还注意到其他几个规模小一些，但同样有着不寻常的跨领域投资的私企集团。 这些有可能就是越南政府想要扶持的财阀，但是扶持政策究竟能走多远，很难说。如果走得太远，像当年的韩国那样，越南很可能会被踢出那些自由贸易协定，它借助西方化解自己地缘政治焦虑的努力就会失败。进一步说，即便能走那么远，财阀能否帮助越南建立起完整的工业体系也很难说。毕竟，当年韩国起步的时候，近旁没有中国这样一个超大规模的供应链网络，不会受到它的外部性效应的影响。如果越南对财阀的扶持政策走不了那么远，它的重化工业就难以在自由市场的演化中发展起来，越南就无法拥有自己的完整工业体系。 两种处境左右为难，无法兼得，这就是越南面临的结构性困境。 在这种困境中，越南最有可能走的路径是，继续深化与美国、欧盟、日本的自由贸易关系。毕竟，这是它保障自己获得外部支持、化解“中国焦虑”的基础。然而，这也意味着越南政府对财阀的支持是有限度的。越南大概率只能顺应世界市场上的比较优势，把自己嵌合在一个恰当的位置。这是一种很吊诡的状况：正因为它面临和日本、韩国相似的处境，所以很可能走上更接近澳大利亚、加拿大的路径。 此外，目前越南的比较优势也有一种双元特性。越南比较可能在贸易上嵌合在美国体系中，在生产上嵌合在中国体系中。于是，越南的制造业发展就更会成为中国供应链网络的外溢，也成为中国供应链网络通达世界市场的一个重要中介。 中越两国近年来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也呈现出这样的趋势。下图是1996-2015年中越经济一体化指数，[7]我们从中可以看出，虽然中越经济一体化指数偶尔因为政治和经济危机出现短暂下跌，但总趋势是不断上升的，尤其是在2011年之后，经济一体化指数的上升态势极为显著。而且，一系列相关研究显示，不仅中国与越南之间的经济一体化程度在加深，而且中国同整个东南亚国家的一体化程度都有不断加深的趋势。 #文凭 #毕业证书#学历 #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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